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关于生物制造的科幻、历史幽灵与未来高地》的长文。这篇文章以组织的跨学科闭门讨论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中国生物制造从“工程红利”迈向“科学红利”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中国拥有全球70%的发酵产能，当、凯赛生物、华恒生物已在全球细分市场占据绝对份额，如何进一步巩固产业竞争的“指挥高地”？

　　作为一家在透明质酸原料领域全球市占率超过40%的龙头企业，华熙生物主动发起这场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它意味着中国生物制造的领军企业已经开始思考超越规模竞争之后的路径：如何从“会做”走向“懂得为什么能做”？如何在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培育出能够整合关键资源的生态领导企业？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但正如文中所言：“正确问题的提出，可能是找到正确路径最重要的开始。”

　　华熙生物在文章开篇以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为引描绘道：在星际飞船上，宇航员的能量获取不再依赖二维农业，而是依靠微藻在核聚变生物反应器中生长，酵母被改造成“细胞工厂”持续输出蛋白质和脂质。这种科幻叙事，今天正加速照进现实。

　　事实上，生物制造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遥远想象。从人造肉到生物基尼龙，从微生物发酵生产药品到利用合成生物学改造工业菌株，生物制造正在渗透到材料、能源、农业、医药等各个领域。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预测，全球约60%的实物投入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生产，到2030年至2040年，生物制造每年有望带来2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

　　在这一大背景下，各国纷纷将生物制造上升为国家战略。2026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首次将生物制造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并列，明确其为国家战略最高优先级，定位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物质引擎”。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尚在提出“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短短一年时间，政策话语已从“培育”升级为“推动生物制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政策升温的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几乎同步发生。

　　2022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第14081号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尽管2025年特朗普政府撤销了该行政令。欧盟方面，2024年3月发布《与自然共建未来：促进欧盟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通报，2025年11月通过新的《欧盟生物经济战略框架》。英国则在2025年7月发布《生命科学产业专项计划》，目标到2035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生命科学经济体。

　　这一系列动作指向一个清晰判断：生物制造已是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核心驱动力。而中国的政策卡位，实际上建立在过去二十年的产业积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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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中国在加入WTO后加速承接西方国家外溢的产能，逐步培育起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工程人才体系，奠定了今天全球70%发酵产能的地位。这一规模优势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依托于中国在发酵工程、生物化工、制药等领域数十年的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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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华熙生物透明质酸原料全球市占率超40%，居世界第一；长链二元酸全球市占率约80%；丙氨酸全球市占率约60%。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企业从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和反向输出的成长轨迹。

　　以华熙生物为例，公司不仅掌握了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明质酸的核心技术，还通过酶切法实现了不同分子量透明质酸的精准控制，将应用场景从传统医药和化妆品拓展至食品、宠物、洗护等新兴领域。则利用生物法替代化学法生产长链二元酸，打破了国外化学法的长期垄断，成为全球该领域的绝对龙头。通过代谢工程改造微生物，实现了L-丙氨酸的高效生物合成，成本优势显著。

　　然而，华熙生物的文章并未止步于成绩展示。文章提出，当中国正从“工程红利”向“科学红利”过渡，论文发文量和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均超20%的同时，如何增强转化，是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华熙生物的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追问：谁才是产业突破的关键整合者？

　　文章通过三个历史案例给出了答案。1765年，瓦特在伯明翰“月光社”与科学家、工程师、制造商交流，但真正让他成功的是铸造厂老板马修·博尔顿——不仅提供资金，还帮助精进加工制造工艺。从瓦特开始研究到蒸汽机问世历经15载，从问世到量产大卖整整63年。文章反问：如果没有历史上并不知名的企业家博尔顿，这段历史会如何改写？

　　第二个案例是特斯拉（发明家尼古拉·）。J·P·摩根资助建设沃登克里弗塔，但摩根希望做无线电通讯的商业化，而特斯拉聚焦于无线供电——一项至今无法规模化的方向。当马可尼抢先实现跨大西洋无线电通讯，摩根停止资助，特斯拉负债累累。文章指出，科学家对技术方向的兴趣，未必与产业转化者的市场判断一致。

　　第三个案例是ASML。上世纪80年代初，ASML只是飞利浦内部一个挣扎十余年的部门，被戏称为“问题儿童”。曾试图出售却无人接手。但正是作为生态领导企业，提供了技术积累和产业资源，加上与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的战略联盟，ASML最终在极紫外光刻领域垄断全球。文章强调：没有飞利浦这样的生态领导企业，就不会有ASML被孵化出来。

　　这三个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发明家是研发生态的重要参与者，但关键资源的整合者是企业和企业家。文章由此提出一个追问：当我们思考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时，我们是否有足够战略定力去培育还不成熟的未来生态领导者？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指挥高地”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工厂，而是具备四种能力的战略节点：贴近工厂，理解真实的生产痛点和工程约束；联通学界，将前沿科学导入产业实践；积累科学洞察资产，系统记录数据、提炼规律；产出基础工具和方法，为全球生物工厂提供高效的科技和工程解决方案。

　　文章指出，深圳与天津在生物制造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深圳依托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建了“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科学家在楼上完成原始发现，工程师在楼下进行中试验证，大大缩短了从论文到产品的距离。天津则聚集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等一批高水平平台，在人工合成淀粉等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这些资产仍在持续完善之中。商业环境需要进一步培育生态合作伙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有待加强，投资机构对软生态的关注也在逐步提升。文章认为，真正的“指挥高地”不仅需要硬件投入，更需要形成一种能够持续吸引、培养和留住顶尖创新人才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文章最后引用了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晚年的追问：中国是否具备再次崛起的历史发明基础？并转化为三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中国能否独立构筑出完整的科学底层逻辑和底层工具？能否培养出完整的生态，并让生态的中枢承担起公共使命？能否在全球产业的流动转移中守住自己的指挥高地？

　　这些问题，华熙生物的文章并未给出最终答案。但正如文中所言：“正确问题的提出，可能是找到正确路径最重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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